透视「少子化」社会：保障教育自由能否逆转生育趋势？

5月22日，美国教育政策研究LindseyBurke,Ph.D.,RachelGreszler和W.BradfordWilcox在TheHeritageFoundation平台联合发布报告《教育自由和工作机会成为提高已婚夫妻生育率的催化剂》（EducationFreedomandWorkOpportunitiesasCatalystsforIncreasingtheBirthRateAmongMarriedCouples）。报告指出，保障教育自由和工作机会是提高已婚夫妻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当今，社会生育意愿日益降低，人口红利消退。中国「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结构性问题矛盾日渐突出。报告提出的对于早期教育、孩子价值观和相关经济政策，在我国的教育场景之下，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报告认为，对教育进行改革，对工作-家庭政策采取合理的新式方法，为儿童保育、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提供劳动力灵活性的保障，将成为促进家庭繁荣、提高已婚夫妻生育率的条件。公共政策可以通过扶持家庭的形成和发展、减少政府监管过度、建立学生资助通道以及消除对灵活劳动力的障碍来实现。最终，这些改革将支持夫妇有意愿也具备相应能力，养育孩子长大成才。

美国的生育率正在经历快速下降时期，从大衰退开始，此后进一步下降。自2008年以来，美国的生育率从2.1%下降到2020年的1.6%，创下了凯丽钻石团队历史新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的研究表明，导致出生率下降的两个因素是婚姻的减少和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

自2006年以来，25至29岁的妇女的结婚率下降了15.9%。已婚妇女生孩子的可能性比未婚妇女高三个百分点，而且流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同时，在过去十年中，女性的学士学位获得率上升了10%，2019年，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的总生育率比拥有高中学历的女性的生育率低37%。2019年按教育水平划分的总生育率为：高中以下学历为2.79%，高中毕业生为2.05%，一些大学为1.81%，副学士学位为1.31%，学士学位为1.28%，硕士学位为1.41%，博士或专业学位为1.52%。

生育率随着妇女教育和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事实表明，机会成本——而不是收入的缺乏——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女性在升学过程中为生育付出的机会成本过高，因而使得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降低。面对这种情况，改善家庭和职业结合的选择，降低机会成本，才能提高生育率。

儿童早期抚育成为新晋父母的「重点难题」。如果夫妇能够确信他凯丽环球们将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和负担得起的就学选项，那么他美商凯丽们将更有生育按照原先预期的数量的孩子。目前在对于孩子的未来教育层面，准父母们期待：灵活的儿童保育和工作安排；符合价值观安全和有效的K-12选择；高等教育的机会，为攀登经济上升的阶梯提供多种成本效益的途径；以及一个繁荣的经济，为父母提供灵活的工作选择，从而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照顾和抚养孩子的能力。

工作决定影响婚姻和孩子，反之亦然。担心结婚和生孩子会扰乱职业目标，担心抚养孩子的成本太过高昂，会导致一些人放弃或推迟结婚，并决定不生孩子或比他们预期要生的少。卡托研究所201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工作场所的灵活性是父母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首要任务，58%的父母表示，灵活的工作时间表、远程工作和兼职工作将是帮助他们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最佳方式。

在列出的七个选项中，父母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方面的首要任务是：(1)更灵活的工作时间(26%)；(2)远程工作的能力(23%)；(3)更实惠的儿童保育(20%)；(4)更多的带薪育儿假(10%)；(5)兼职工作的能力(9%)；(6)延长下班后的儿童保育(7%)；以及(7)其他(3%)。

虽然「拥有一切」——父母双方的成功事业和完美的家庭状况在同一时间可能并不总能「两全」。但越来越多的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政策和灵活的工作选择激增，使人们有可能获得更多他们所期望的工作和家庭平衡。最近的一项经济分析发现，远程工作增加了家庭形成和生育率。

在过去的五年里，能够享受带薪家事假的工人数量增加了67%。而独立工作选择的激增——包括承包、自由职业、演出工作和自雇——使更多人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老板。

2021年，5900万美国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人——参与了自由职业工作。这对希望和需要更多控制自己时间表的父母来说特别有价值。独立工作者报告说，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更加平衡，压力更小，健康状况更好，收入与传统就业相同或更高，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更容易拥有他们渴望的家庭。

生育还是堕胎？获得满足父母偏好和需求的儿童保育服务可以增加未来父母选择生育而非堕胎的机会。父母、配偶或大家庭的直接照顾一直是父母对儿童保育的首要偏好，应优先考虑支持这些偏好的政策。事实上，疫情似乎更加加剧了人们对家庭护理的渴望，而不是以托育中心为基础的儿童护理，通过灵活的工作安排和远程工作，允许一些人搬到离家庭更近的地方，这已经变得更加可能。

根据家庭研究所2021年的一项调查，该调查询问了四岁以下儿童的父母他们理想的工作和育儿安排，31%的父母希望父母工作时间灵活并分担育儿职责；28%的父母希望父母中的一方全职在家照顾孩子；14%的父母希望由亲戚照顾孩子；14%的父母希望父母中的一方兼职在家并使用兼职育儿；11%的父母希望使用全日制中心育儿；4%的父母希望由保姆来照顾孩子。

目前的儿童保育法规提高了成本，并限制了儿童保育机构的供应，这尤其伤害了小型家庭保育机构，这些机构比中心的儿童保育机构要实惠得多。除了将自己的家改造成托儿所和遵守繁琐的法规的成本之外，例如，儿童看护条例经常规定看护者可以和不可以提供哪些玩具，可以或必须在什么时间段提供哪些类型的饮料，不同的食物必须切成什么大小，教室里的材料可以和不可以使用哪种类型的胶带，必须使用哪种类型的食品容器，以及必须如何标示。

一项对伊利诺伊州有执照的家庭服务提供者的研究发现，他们除了每周花51个小时提供有偿托儿服务外，还花18个小时从事无偿行政工作。毫不奇怪，在2005年至2017年期间，小型家庭托儿所的数量骤减了52%。

对于低收入者来说，负担得起的托儿所选择可以减少影响生孩子决定的经济压力。对于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生育率较低的工人来说，灵活的托儿选择的保证可以减少他们的担忧——特别是对母亲来说，生孩子会迫使他们在中断事业和将孩子放在不理想的托儿所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建立完善合规的儿童教学、托育体系，也成为了未来教育行业发展的方向。

除了儿童早期抚育问题之外，教育长线投资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成为了生育的「绊脚石」。已婚夫妇可能因为担心小学和初中的质量而推迟生孩子。从教学质量到升学率，以及一些学校学习氛围和价值传递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都是家长忧心的问题所在。

年轻家庭、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可能无法负担私立学校的学费，作为公立学校的替代，特别是当这意味着要为学校支付两次费用：一次是支付给地区学校的财产税和其他税，第二次是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通过教育选择方案直接资助家庭，如教育储蓄账户（ESA）、税收抵免奖学金或代金券，可以确保所有儿童都能在符合其父母价值观的学校上学，这些学校是安全的，并能提供坚实的教育。

现在越来越多的州有教育选择权。截至2023年5月，14个州有ESA或ESA式账户，15个州有代金券，21个州让家庭获得税收抵免奖学金。有机会获得这种私立学校选择的家长对他们孩子的教育经历更加满意。

家长满意度的提高，很可能是由于经验上已经证明了学校选择的许多好处的作用。这些好处包括学习成绩的提高、增加毕业率、对公民参与的积极影响、减少犯罪、改善学生安全和对性格的积极影响，如增加慈善捐赠等结果。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研究表明，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孩子，特别是在宗教学校上学的孩子，成年后更有可能结婚，也更有可能保持婚姻。

教育选择的好处累积到家庭生活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可以提高婚姻生育率。获得基于价值观的教育也可以加强家庭、婚姻和「成功顺序」的重要性。

成功顺序（theSuccessSequence）是一个研究术语，它表明：高中毕业——找到工作——在生孩子之前结婚，可以大大降低一个人最终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遵循这一顺序，可以大大避免贫困，97%遵循这一顺序的千禧一代在成年后并不贫困，这就是证明。私立学校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基于信仰的学校，更有可能听到婚姻的好处和成功顺序的积极成果。

学校可以通过向学生介绍有关成功顺序结果的数据来发挥作用（包括公立和私立）。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在2021年对家长进行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发现，家长同意，76%的家长支持学校教授该顺序。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自己没有遵循该顺序的受访者中，有整整70%的人也支持向学生教授成功顺序，这一点从他们没有完成高中学业、失业或有非婚生子女的事实可以看出。

对AEI调查的答复与传统基金会委托布劳恩研究公司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长调查的答复密切相联。在家长受访者中，72%的人同意学校应该明确地教授成功顺序，60%的学校董事会成员也同意。

公立学校可能只是向学生介绍成功顺序结果的数据，所有学校都应该更有意识地让学生为家庭生活做好准备。学生们尤其需要知道生活中的家庭事实：即在婚姻中拥有和抚养孩子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男人、女人，特别是孩子的经济、教育和情感福利。

生活在双亲家庭的学生，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有13个百分点的差异。在公立学校（平均分配和选择的公立学校）就读的儿童中，约有68%生活在双亲家庭，而在私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为81%。

虽然两者之间不能建立因果关系，而且选择偏差肯定会影响到这些数字（例如，已婚父母家庭更有可能有能力将他们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但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因此，私立学校也可能是成功顺序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确定哪种类型的学校更有可能促进婚姻和婚内生子时，父母应该考虑这一点。

学生贷款债务是另一个经常提到的推迟生育的原因。2006年，25岁以上的女性中有30.6%拥有学士学位；到201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0.7%。伴随着这种增长，学生贷款债务也在增加。在同一时期，未偿还的学生贷款债务从大约5450亿美元增加到近1.7万亿美元。

虽然这些总体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但从个人层面考虑，这些数字并不高。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债务不到2万美元，每月学生贷款的中位数是222美元。尽管如此，一些已婚夫妇可能有相当大的大学债务，影响了他们生孩子的决定。

人们可以同情那些被指导顾问、精英媒体和政府行为者给予的印象，即他们攀登经济上升阶梯的唯一途径是进入实体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推迟结婚，直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完全站稳脚跟。提高已婚生育率的方程式的一部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行业和政策都必须放弃将学士学位作为就业能力的唯一代表。

国会还必须取消无限制的联邦补贴（学生贷款和助学金），这些补贴主要对学校有利，学校可以提高学费并获得额外的支出，将成本转嫁给学生消费者。高等教育部门的改革应包括取消联邦PLUS贷款，允许大学设定借款上限，并要求大学对学生贷款违约的部分成本有一定的「皮肤」。再加上对僵化的认证体系的修改，这些改革可以大大降低大学的成本，最终降低未来借款人的债务负担，缓解提高已婚生育率的一个明显障碍。

同时，国会应防止今后取消学生债务。强迫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他们往往有更多的孩子——为有学位、孩子少或没有孩子的人支付贷款，只会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更难拥有和支持他们希望的孩子数量。

教育和经验有助于人们获得稳定的工作和不断增加的收入，从而鼓励和支持婚姻和孩子。研究表明，就业为人们——尤其是低收入的父亲——提供了经济上的稳定和责任，使他们作为伴侣更有吸引力，从而更有可能结婚。充足的工作选择和不断增加的收入有助于使夫妻双方能够拥有并提供他们想要的孩子数量。

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大量补贴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导致成本上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学每收到一美元的联邦补贴贷款，就会导致学费增加60美分左右。并挤占了更有效和更实惠的教育选择，如学徒制和雇主提供的项目，这些项目可以导致成功的职业。

布鲁金斯学会2021年的一份报告指出，雇主建立学徒计划的程序过于繁琐，并得出结论：「强有力的学徒制度有可能增加收入并减少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隔离。」

此外，2017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通常通过学徒制填补的职业数量可能增加近三倍（从27个增加到74个），通过学徒制填补的职位空缺可能扩大八倍（达到320万），而且学徒制扩展成熟的职业可能提供比传统学徒制职业高20%的工资。

然而，政府垄断的注册学徒计划集中在传统行业--拜登政府取消了蓬勃发展的新行业认可的学徒计划，帮助填补护理等需求岗位，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行动阻止了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在获得报酬的同时获得成功的职业教育，而不是支付昂贵的学费。

此外，联邦就业培训计划一直未能为工人提供教育和经验，以帮助他们找到和保留工作。

例如，在政府旨在为紧缺工作培训工人的计划中，只有32%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培训领域找到了职业，接受全面劳动力培训的个人不太可能获得健康保险或养老金福利，他们的家庭收入少了几千美元，与接受最低服务的参与者相比，他们更可能依靠食品券。

而且，每个参与者的纳税人成本为25,000美元，就业队的青年培训计划降低了学生获得高中文凭的可能性，对大学入学或毕业没有影响，而且每周只增加22美元的收入。

相比之下，研究表明，经过职业教育（如学徒计划）的年轻男子，比具有类似背景的同龄人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和工作，并且更有可能在年轻时结婚。证据支持常见的直觉——年轻的工作男性只是更「适合结婚」，而职业教育或成为帮助男性更好扎根社会、建立家庭的支柱。

报告指出，要想提高生育率，则建议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

教授成功顺序。在遵循成功顺序的年轻成年人中——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先上大学，并在生孩子之前结婚——97%的人没有陷入贫困。各州应通过法律，将成功顺序加入其家庭生活教育标准，展示数据，说明毕业、工作和婚姻对年轻人及其家庭的价值。

减少对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提供者的不必要的规定。儿童保育许可证和法规为建立和维持家庭式儿童保育设置了越来越高的障碍。毫不奇怪，小型家庭托儿所的数量在2005年至2017年期间骤减了52%，这些托儿所往往更加灵活，费用比中心托儿所低25%。

采用普遍的教育储蓄账户（ESA）。各州应效仿亚利桑那州、西弗吉尼亚州、爱荷华州、阿肯色州和犹他州的做法，为家庭采用普遍的教育选择方案。尤其是亚利桑那州，它建立了示范性的全民教育储蓄账户计划，将原本用于孩子上公立学校的部分资金存入家长控制的账户。然后，家长可以将这些资金用于任何与教育有关的目的，包括私立学校的学费、在线学习、特殊教育服务和治疗、私人导师、家庭教育、教科书和课程，以及一系列其他服务。未使用的资金甚至可以从一年滚动到另一年，并可以滚动到大学储蓄账户。

不妨碍企业提供灵活性和远程工作选择。政策制定者为使更多的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和灵活的工作机会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避免阻碍使工人灵活和远程工作成为可能的创新。这种灵活性对于那些正在寻找允许他们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的选择的父母来说往往是关键。劳工部关于独立承包商身份的一项待定法规，可能会剥夺数千万工人的灵活和远程选择。在加州，整个自由职业者都失去了他们的生计。而一项提高受薪雇员工资门槛的预期法规将导致许多雇主禁止小时工的远程工作。

将雇员与独立承包人身份的明线测试编入法律。许多工人——特别是父母——渴望独立承包工作，使他们能够成为自己的老板，远程工作和灵活的时间。但是，目前联邦法规中模糊不清和相互矛盾的定义——包括一项即将出台的大幅限制独立承包工作的法规——阻碍了工作机会，使父母能够更好地平衡养家糊口和赚取收入。国会应该为联邦法律规定的独立承包商身份编纂一个单一的明线测试。

允许低收入的私营部门工人在带薪休假和加班费之间做出选择。《工作家庭灵活性法案》将允许私营部门的雇主为他们的小时工提供选择，可以选择累积带薪休假时间和加班时领取半小时工资。这将特别有助于低工资工人累积带薪家事假。

通过修订加班条例，使更多的远程工作机会和工作场所的灵活性。劳动法规定，大多数小时工以及年收入低于36,000美元（大约每小时28美元）的受薪雇员，在一周内工作超过40小时，通常需要支付其正常工资的1.5倍。可以理解的是，雇主不愿意让那些受加班规定约束的工人远程工作，因为他们不容易监控他们的工作。

允许联邦启蒙教育资金的可携带性。当涉及到儿童的认知、社会情感或健康结果时，关于「启蒙计划」的研究充其量也是好坏参半。此外，每个孩子的费用约为12,500美元，启蒙教育的费用与大多数全职托儿所的费用相当，甚至更高，但其有限的时间未能为大多数工作父母提供托儿所的解决方案。鉴于这一切，国会应该允许符合条件的家庭将他们在启蒙计划中的那部分资金用于选择早期儿童教育和儿童保育机构，将目前用于每个学生的资金转换为家庭控制的ESA。

颁布全民储蓄账户（USAs）。阻止人们——特别是低收入工人——在免税账户中储蓄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如果他们需要钱来修理一辆坏掉的汽车或支付异常高的能源账单，将很难获得这笔钱，而且他们将不得不支付罚款。在加拿大、南非和英国等地，可以用于许多关键的家庭开支——带薪家事假、孩子的护理和教育、退休和意外事件——已经证明在增加储蓄方面非常成功，特别是在低收入者中。

结束联邦PLUS贷款。PLUS贷款计划允许本科生和研究生（自2008年起）的父母向联邦政府借款，最高可支付大学的全部费用。有证据表明，这种几乎不受限制地获得联邦学生援助的机会一直是大学费用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大卫-卢卡、泰勒-纳多德和卡伦-沈发现，信贷扩张（增加联邦学生贷款补贴）导致学费增加，每增加一美元的联邦贷款补贴，学费就增加60美分。

这些政策将有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学生能够在更多的行业中发展，并为更多的工人提供在职、有偿培训和教育的选择，最终获得成功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