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去世 他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每次编辑，程鹏、盖源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报道，1月2日，记者获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于今晨6时40分逝世。

图：扬子晚报

胡福明，1935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 1955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新闻系，次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1962年毕业后在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改名哲学系)任教。 2001年退休了Calerie。 获得“江苏省社会科学名家”称号。

胡福明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党建》据杂志社报道，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院。 晚上，他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列宁选集》 《毛泽东选集》去医院，在病房走廊的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 打瞌睡后，把三张椅子拼起来躺下，醒来后看、写、改。 5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也大致写了下来。

9月初，胡福明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8000字左右的文章发到《光明日报》。

后来，其他同志参与研究修改了这篇文章，使其稿件便于计数，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最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形式公开发表，新华社

在2018年8月出版的《人民日报》中，胡福明说：“经过一些事情，我美商凯丽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一贯主张。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胡福明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被评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 2019年9月25日，胡福明获得“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2020年10月18日，胡福明获得南京大学哲学系“最佳贡献奖”。

每次接受采访

胡福明：

《解放军报》是时代的产物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李可愚

2018年8月出版

追溯到40年前的1978年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我凯丽钻石团队的学术小传》刊登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同年开展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是当时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哲学教师胡福明。

胡老为什么决心写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怎么汇集众议发表的？

201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下简称NBD )记者赴南京，对这位珍贵的历史见证人进行专访。 虽然年事已高，但说起《光明日报》诞生的全过程，胡老的声音就变得强烈了。 历史在他的记述中变得生动起来。 这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也是中国人共同见证的伟大历史。

贫农子女走哲学研究之路

NBD: 《每日经济新闻》是石破天惊的理论文章。 写这篇文章之前，你是怎么走上哲学和理论研究之路的？

胡福明：我来自无锡，出生于1935年农历六月十九日，是一个来自贫困农民家庭的孩子。 当时，家里有三亩地，也种了一亩半地。 一家8口人，小时候经历了8年的抗争。 每年春天来临时，家里都迎不上青黄，只能靠蔬菜拌点米糠过日子，到了夏天主要吃南瓜充饥。 小时候在豆油灯下看书，连煤油灯都买不起。

1941年，我开始上小学。 成绩很好，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但没有上中学的钱。 这个时候，在我们附近的小镇上了初中班。 我爸爸看我身体不好，希望我当小学教师，让我上初中班，半年学费一石米。

这样读了一年，第二年付不起学费了。 后来，镇上一位小学教师告诉我，我的学费将从他的工资中扣除，我就这样继续看书。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地下党员。

一九四九年四月，无锡迎来了解放。 我也参加了革命，在9月之前入团了。 之后，当地的私立中学改为公立中学，从二年级开始接受补助。 初中毕业了。 1951年夏天，初中毕业，但没有上高中的钱。 1952年春节前，我和几个同学去无锡市工作了。 有个同学建议我报考无锡师范。 我考上了，真的合格了。 那个时候，在师范学校学习有好处。 杂费、书费、住宿费是公费。 饭菜很好。 早上也有米饭、油条点心。 晚上在电灯里看书。 我很高兴。 因为是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所以读书很用功，当了班长。

一九五五年初，师范春班毕业，我也入党了。 当时，我被分配到南京的江苏省总工会，具体来说就是总工会的工会干部学校。 于是，我还白天工作，晚上看书。

那时候我没去过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只去过一次雨花台。 我还在清明的时候带着学生吊烈士的时候去过。 那时我没有参加过学校的舞会和电影，每天晚上几乎都看书。 因为我觉得我的知识还不够。

一九五五年五、六月，当时国家向机关里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干部发出了要求报考大学的通知。 国家正在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必须培养人才。 我也看了这个通知，做了大学梦。

我向学校领导提出了报考大学的申请。 校长和书记都同意了，说：“你是读书的材料，很喜欢读书，你可以去。” 所以我在南京报名参加了

考试。在填写的三个志愿里，我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

到了8月下旬，我收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因为是第一志愿录取，我很高兴。校领导很快同意了，批准我去。我的同事和同学们知道我家里很困难，主动提出我去上学后，每个月寄钱给我家里补贴。让我很感动。所以我说我是党组织一手培养出来的，这是真心话。

到了北京，经过组织上考察、同学们评议，我拿到了全额助学金。那时候北大中文系下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新闻专业，我在新闻专业读书。新闻专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接触社会上的广大群众和各方面的人士，可以做调查研究。

而读了新闻专业之后，我发现我还想要学哲学。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观察社会、观察人的科学方法。当好新闻记者，要把握时代的特征，正确了解形势，了解人民的心声。因此，我开始认真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还去听哲学系的课，包括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等，当时模模糊糊还不太懂。

1959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了。系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喜欢读书，还喜欢读哲学。现在中央下了指示要培养理论干部，在人民大学办了哲学研究班，我们觉得你可以去这个研究班。当时我们都服从组织分配，所以就去了。一共读了三年的研究班。研究班毕业后，我来到了南京大学工作，主要任务是教哲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应时代的要求产生

NBD：到了1978年，您为何会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的全过程是怎样的？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这是非常明确的。

产生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得回溯到1976年，当时文革刚结束，我感到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的伟大转折，旧的理论和指导思想需要否定，要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知识分子，我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一点工作。当时，我在南京大学的学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

比如说，197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认为中国主要的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谈“唯生产力论”。当时有人批判“唯生产力论”，但是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唯生产力论”的“唯”，其实指的是“第一性”和本源的意思，不是说除了生产力什么都没有。就像“唯物论”，并不是说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只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生产力论”指的也就是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生产力是根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因此，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科学的，是生产力第一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社会停止生产一个月，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后来，我的这篇文章在1978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曾经摘要发表过。

再接下来，我就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我认为，之前所谓的“天才论”、“顶峰论”仍然是理论界的指导思想，仍旧继续着那种错误的观点。

在1977年初的时候，“两报一刊”曾经搞出过一个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里边有一个说法就是“两个凡是”。我是学新闻出身，看到这个社论，意识到这代表了当时的主要指导思想。联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我觉得根子就在“两个凡是”和“顶峰论”。

我觉得要从思想上批判否定这种理论。但是这是困难的，毕竟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但批判“顶峰论”是可以的。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

首先我觉得，领导的决策和指示是不是正确？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来检验。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不正确的，要和实践结合起来一起看。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我的观点。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就从这里延伸出了主题。那么怎么样阐述这个观点呢？当时我分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普遍原则，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等领域，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上都适用，都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原则。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真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不正确的，都不是真理，都应该否定和被修正。

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正确的，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说法当时会被“扣帽子”。于是我就换一种说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导师，都自觉运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原理，来修改发展自己的理论，因此其理论符合实际。

第三部分就是批判“天才论”、“顶峰论”，实际上是要反对“两个凡是”。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要坚信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观点，不要盲从、不要迷信。

我构思到这里，框架已经出来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文章的提纲写完之后，就开始了写作。

那时到了1977年7月，学校开始放假了，我就全身心投入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记得到了8月份，看到当时党代会的报告，还是坚持过去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文章应该马上发出去。

这时候很快开学了，我在考虑把文章寄出去。当时寄文章之前要重抄一遍，不像现在都有电脑。寄给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不敢寄去。

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之前，也就是那年5月，江苏理论界在省委党校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我发言说，“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休会时，有个同志给我介绍了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对我说：“北京有同志持有与你相似的观点”，“你给我们报纸写稿吧”。这就是约稿，并没有出题目。

因此，我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就想到了王强华。

文章寄出去后，好久没有来信。到了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终于来信了，寄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几份大样，还有王强华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做些修改。

那时向北京寄稿件都靠邮局，没有传真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在南京大学就修改过多次，文章大样就靠邮局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传递。这从保存的文章大样上可以看出，因为每份大样上都有日期可查。要说明的是，后来王强华来信对文章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显然，对文章的要求开始从稳妥转向激进了。

1978年4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哲学研讨会，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还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老师，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班读书时，孙老师给我们讲《周易》。我与他多年未见，见面后当然很高兴。

见面之后，杨西光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讨论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原本要在4月2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我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发表，但是要修改，要加强针对性、战斗性，要写得更严谨，不能让人抓小辫子。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听取大家意见的，听说党校也在写同一题目的文章，所以把孙长江同志请来一起讨论。

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杨西光同志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更严谨，防止授人以柄。从此，我白天参加会议，晚上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驾驶员就把我修改的大样拿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送给我。如此又修改了几次。

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我搬到《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文章。那时杨西光同志到《光明日报》不久，与夫人也一起住在招待所。这期间，杨西光同志几次来看我，了解我修改文章的情况，也跟我聊天。他对我说，组织部门领导派他到《光明日报》工作，是要他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杨西光同志说：“怎么改变面貌？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他是指着桌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西光同志确实十分重视这篇文章的修改。

临近五一劳动节了，杨西光同志又来看我。他说：“小胡，要跟你商量一个事，现在的大样上，都署你的名字，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

我当即回答说：“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杨西光随后还告诉我，已经商量过了，《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新华社当天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

到了这一步，我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和中央党校的联合行动了。

五一节前，我回到南京，接着给学生补课。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做早饭，听到中央人民电台播出《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高兴，文章从酝酿到发表已经一年多了。

随后，我又认真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结论是两点：一，文章的基本论点没有变，仍然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二，《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同志等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他们把第一部分中关于理论指导实践这一段扩大为第二部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修改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因此，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至于标题上加的“唯一”二字是何人所加，现在查了原件，弄明白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稿时所加。

苏南改革探索体现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

NBD：这篇文章发表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大幕正式拉开。当年，您又是如何参与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

胡福明：改革开放之初，江苏的苏南地区发展得很好，我根据省委的精神，在省社科院组织了苏南现代化课题组，对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经验，作出系统的调查和评估，研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指标体系和指导思想。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呢？我国是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各地资源、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差别也很大，不可能同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同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只能阶梯式发展，各个地区达到现代化必然有先有后。

从我国现状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青岛至大连的环渤海湾地区和深圳、珠海、广州地区，离现代化更近。

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不可能单独发展，仅是全国的一部分，只能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围内展开。但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可能先行一步。研究苏南率先现代化，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起探路作用很有意义。

我们认为，由区域现代化达到全国现代化是客观规律，因此研究苏南现代化是必要的、有益的，因为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实现小康，已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其作用有四个方面：

第一，可以调查研究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和经验，研究探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问题和发展方针，研究苏南现代化的各项指标，有利于苏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苏南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效，能起个示范作用，必能鼓舞苏南以至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和勇气，只要团结奋斗，中国必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三，苏南先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经验教训，可作为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借鉴，先行者为后继者探路，可以少走弯路，提供经验教训。

第四，苏南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果，一部分作为税收上交国家，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帮助后发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步地前行，力戒急躁冒进。当时，我一直重视乡镇企业，经常到苏南地区调查，并结识了一批乡镇企业创始人，市、县、乡镇和村的负责同志。我到省委党校工作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

苏南工业经济的主要部分是乡镇集体企业，无锡、常州的国有企业原先很强，但很大一部分搬迁到三线去了。乡镇企业发源于农村大办工业，制造农具和农业机械，调整中大部分停办了。

后来的特殊历史时期里，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日用工业品出现了买方市场，乡镇工业重新崛起，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乡镇工业的产品畅销，农民用从乡镇工业赚的钱，补贴农业，解决农业高产低效的问题，增加收入，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为了发展乡镇工业，农民从上海、无锡、常州等国有企业聘请工程师、技术员、老工人在星期天到乡镇企业指导，叫做“礼拜天工程师”。

乡镇企业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创办的，不是国家投资兴办的。所以，我在《苏南乡镇企业崛起》一书中，称乡镇企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支新军，称它为异军突起。这是特点之一。

特点之二，乡镇企业的原材料、资金、设备、人才、销售都通过市场解决，在计划体制以外运行，所以乡镇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创新者。

总之，乡镇企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产物，也是人民群众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当时乡镇企业的精神是“四千四万”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用尽千方百计。这是当年乡镇企业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要坚信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观点，不要盲从、不要迷信。——胡福明

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不可能单独发展，仅是全国的一部分，只能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围内展开。但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可能先行一步。研究苏南率先现代化，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起探路作用很有意义。——胡福明

编辑|程鹏盖源源

校对|段炼

封面图片来源：央视新闻截图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扬子晚报、每经app（记者：李可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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